秦汉时期,冀中南地区的人口发展情况,以及

由于相对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冀中南地区的人口密集。我国古代关于全国人口的最早记录是在西汉。西汉初年，全国人口锐减。刘邦在封赏功臣时“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亦可知秦末汉初人口锐减之多。

西汉建立后，统治者吸取秦速亡的教训，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实施轻徭薄赋，鼓励生育。“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人口得到恢复和增长。《汉书地理志》有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西汉各郡国户口和人数的记载，全国人口的统计约在人。冀中南地区约有人口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0%。西汉末年到东汉建立之初，政治动荡，统治者内部矛盾斗争激烈，战事不断。据《续汉书》记载，东汉建立之初的中元二年(57年)全国约有人，此数据跟西汉人口鼎盛时期相比差距明显，直到汉桓帝永寿二年(年)，全国人口数才恢复到万左右，基本与西汉平帝年间持平。

年爆发的黄巾起义及之后地方割据的出现，又使人口出现锐减的情况。东汉冀中南地区人口数根据《续汉书郡国志》顺帝永和五年(年)的记载，共有人，秦汉时期冀中南地区人口分布有如下特点：第一，总体来说冀中南地区属于人口稠密地区，人口数量大且密度较高。第二，在冀中南地区内人口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中东部的人口较西部人口多且密度大，南部人口较北部人口多且密度大。

影响人口分布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冀中南地区在先秦时期主要为赵国领土，相对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较早的开发是冀中南地区总体人口基数大的决定性原因。其次，在冀中南地区内部，影响冀中南地区内部人口分布的原因主要是自然地理条件，冀中南地区西部以太行山山地丘陵为主，地形崎岖，交通不便，河流落差大、流速快，因此不利于定居和发展农业。冀中南地区中东部以河流冲积平原为主，地形平坦、交通便利，在河流的冲积作用下土壤疏松、土质肥沃，便于耕种。位于冀中南地区西部的常山、中山、赵国、魏郡虽然辖区面积较大，但由于领域内有山地地形分布，人口密度较小。

影响人口分布南北差异的主要是气候因素。南方普遍较北方温暖，更利于人口定居与农业发展。此外，还有地区内农业开发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例如，勃海郡在西汉时人口较少，而到东汉时人口大幅增加。根据《汉书》记载，西汉宣帝时渤海郡的人们仍不爱耕作，在太守龚遂的亲自劝说下，农业才有所发展。

冀中南地区在秦汉时期人口密度较大，劳动力充足，人口是保障农业生产、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地方兵源的重要条件。在战争出现时，充足的人口为战争提供兵源补充，协助军队运送后勤补给。在国家稳定发展时，充足的人口又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二、经济贸易发展随着秦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建立，铁犁牛耕广泛推广，水利工程不断修建，政府实行扶持农业生产的政策，农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进步。丰富的自然资源，便捷的交通，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冀中南地区作为发展较早的地区，在秦汉时期已拥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

秦汉时期，冀中南地区的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的发展首先离不开自然条件，前文所述冀中南地区中东部以平原为主，加之河流的冲积作用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合适的自然条件。秦汉时期气温比现在略高，适宜农业生产。加之本区位于暖温带的大陆性气候区，受季风的影响，夏秋季节降雨量充沛，拥有发展农业的适宜气候条件。冀中南地区的土壤主要以褐土、潮土和滨海盐土为主。褐土主要分布在太行山的低山丘陵和山麓平原，土层较厚，灌排条件好，利于耕种且耕期长。潮土主要分布于东部平原和滨海平原，土层深厚，利于耕种。滨海盐土主要分布于渤海沿岸地区，盐分积累较多，不适宜农耕。人口同样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根据上节所述，冀中南地区人口密集，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西汉中后期，“赵、中山地薄人众”。此两地的人口数以及人口密度在冀中南地区并不算最高，由此可以推断出冀中南其他地区也会出现人多地少的情况。

冀中南地区农业的发展还得益于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秦汉时期，铁犁牛耕得到进一步推广和运用。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是农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用于农耕的工具如铁锹、铁犁、铁镢、铁铲、铁锄、三角耧等在河北都有出土。年，在定县北庄汉墓出土有铁锸、铁镰、铁铧等农具。年，在满城汉墓中出土有铁犁铧、铁双齿耙、铁镢等。汉代河北地区出土的农具包含了翻土农具、中耕农具、收割农具和辅助农具四大类，足以说明汉代河北地区耕作技术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又促进农业产量的提升，在定县北庄汉墓、石家庄北郊的东汉墓中都有陶仓的出土，也反映出汉代冀中南地区的粮食生产产量的提高。

早在先秦时期，冀中南地区已有谷物的种植。秦汉时期，河北平原是主要谷物生产区域之一，农作物品种主要有禾、黍、麦、稻、菽、麻等。西汉哀帝时，与大臣们议论治理河道之事，贾让奏言治理冀州河道有三利，其中一利为：“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溼，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

在冀州人多地少的情况下，通过兴修水利、治理河道以及更换农作物品种以达到粮食增产的目标。冀中南地区一直以广泛种植禾、麦为主，之后又引进种植稻等农作物。东汉初年，张堪在渔阳“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馀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黄初年间，刘馥在督河北军事时，“修广戾陵渠大堨”，引水漑灌蓟南北的农田，既将水稻的种植推广至蓟城地区，又便利了当地的老百姓。由此可知，东汉之后水稻种植已经推广到今河北的广大地区。

秦汉时期冀中南地区的冶铁业也有新的发展。两汉政府在冀中南地区共设置了三处铁官。汉武帝时，“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可知在西汉时冶炼业在赵国为至关重要的主产业，其所生产的铁具种类、数量繁多，包括了农具、兵器、日用器物等。冀中南地区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铁器。例如，定县三盘山号汉墓中铁器残件、铁灯、铁足等。满城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铁制器具，其中有我国最早采用刃部淬火新工艺的铁剑、铁铠甲。

这种铁剑既有高强度又兼备相当高的韧度。定县的八角廊汉墓中也出土了铁剑、铁戟等兵器。发掘于今石家庄市附近的西汉常山王刘舜的高庄汉墓和新北城汉墓中同样出土部分铁器。定县号汉墓中出土铁器8件。还有在邢台南郊西汉墓出土铁灯、铁剑一件。这些资料证明，铁器的使用已经涉及当时当地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同时当时的人们也已经掌握了相当高水平的冶炼技术。冶铁业的进步，不仅进一步促进农业的发展，在改善百姓生活、升级军事装备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冀中南地区还具有便利的交通位置，其北抵幽州，西与山西平原相邻，向南可直入中原，是沟通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冀中南地区的商业已经有所发展，“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战国末期，赵国能与秦国抗衡，不仅军事实力较强，经济实力较为雄厚也是原因之一。

秦汉时期，冀中南地区的商业发展以邯郸为商业中心。西汉时，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新莽时，王莽在邯郸、洛阳、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可知当时邯郸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东汉时，邯郸也同样是北方的经济、商业中心。东汉末年的战乱加上袁绍、曹操对于邺城的经营，邺城开始逐渐取代邯郸的商业中心地位。冀中南地区商业贸易繁荣，“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左思在《魏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壹八方而混同，极风采之异观。质剂平而交易，刀布贸而无算。财以工化，贿以商通。难得之货，此则弗容。”可见当时商品流通之广泛。

商业的发展不仅为封建国家创造一定的税收，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同时还对军队的建设和维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汉代的军队无论是在规模、构成、装备抑或管理、训练和后勤保障等方面，均较此前有明显发展，甲兵极一时之盛。而商品货币经济的成长，则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下，养兵、征战耗费巨大，远不是单单仅靠正常税收可以满足的，辅以商品经济进行补充是一项有效的手段。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缓解军费压力，在战争时期也能够提供直接的物资、兵源补充。

冀中南地区在秦汉时期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在农业方面是重要的粮食产区，铁矿、盐等丰富的自然资源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物资的充沛以及便利的交通又为商业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些充足的物资都是地方社会发展和地方军事力量的重要保障，同时也可以在战时为军队提供全面、充分的后勤补给。

交通是战争的生命线，不仅影响排兵布阵、行军转移，更是保障军队后勤的重要因素。通过考察某一地区的交通建设情况，可以从中了解交通在这一地区军事活动中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冀中南地区西靠太行山，东临渤海，北通幽州，南抵中原。秦汉时期，冀中南地区形成了以邯郸为中心，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网格交通线路。

(一)贯通南北道路

贯穿南北的中心道路应指“邯郸广阳道”，从邯郸向北抵达蓟城，司马迁所指“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应为此道。这条道路开通较早，在战国时期，由于赵国的征伐和燕国的崛起，此道路的战略地位由为重要，它既是赵国北伐的交通要道，又是燕国同南方各国通商的必经之路。根据《赵国史稿》的推测，此路由邯郸“北经房子、石邑、东垣、鲜虞、中人诸邑，可以直达燕南长城之口汾门，并延伸到燕国的涿、蓟。”此路的南端，王文涛认为“这条道路的南端延伸到郑、卫。

后来，新的经济都会温(今河南温县)、轵(今河南济源南)兴起，温、轵的商人可以北贾邯郸。”两汉之际，光武帝刘秀“上持节度孟津，镇抚河北，安集百姓”。由孟津渡河后便会到达温、轵，进而刘秀东行到达邺城，再经邺城北上至邯郸。到达邯郸后，又逢王朗在邯郸称帝，刘秀借机继续北徇蓟。刘秀北上途中途径真定、卢奴等地。从蓟城南返后，刘秀整顿兵力同王朗作战。在与王朗决战邯郸之前，刘秀“复北击中山，拔卢奴……南击新市、真定、元氏、房子，皆下之”。由此可知，光武帝北略赵地与战国时期赵国北伐的路线相似。至少到两汉之际，此条道路在军事活动中仍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且其南部由邺城延伸至温、轵的道路仍在通行。

除了“邯郸广阳道”之外，从邯郸向北至中山，再由中山向西北通往代地亦是贯穿南北的通路之一。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前年)，赵北攻中山，其后“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由此可以推断赵军的行军路线依次为：邯郸、中山(今河北灵寿县)、曲阳(今河北曲阳县)、丹丘(今河北曲阳县西北)、华阳(今河北唐县西北)、鸱之塞(今倒马关)。鸱之塞正是自东向西横穿太行山进入代地(今山西省北部)的咽喉，赵武灵王的北伐，试图

打通由邯郸经西北通入代地的交通要道。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年)，赵又再次攻击中山，但这次攻击中山的同时还向北掠夺燕、代的土地。至此可知，中山为当时两条南北通路的枢纽，向东可抵达燕，而向西则直达代地。赵惠文王三年(前年)赵终于灭掉中山，至此彻底打通了通往代地的道路。

西汉初年，韩王信反叛后降匈奴，刘邦率兵平叛，被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用陈平计，才得以解围南归。据《汉书·陈平传》记载，刘邦南至曲逆(今河北顺平县东南)，随后经赵地返回京师。从平城东南行至赵地，必然要经过常山关(即战国时期鸱之塞)，在过常山关后，刘邦并未经上段所述道路南下至赵地，而是东南至曲逆，这很可能跟当时燕、赵、代三地政局不稳有关。在途经中山西北至常山关通代地的道路之外，自常山关至曲逆应还有一条道路，而曲逆则位于“邯郸广阳道”上，则曲逆应为“邯郸广阳道”上又一节点，其东达涿、蓟，西经常山关入代地。

上述南北通向的道路均为依太行所通。此外，在冀中南地区的东部应也有南北通向的道路存在，例如在刘秀平定河北的过程中，从蓟城南返经广阳(今北京房山)、饶阳(今河北饶阳县东南)、下博(今河北深州市东南)至信都。此路线也应为冀中南东部一条南北通路。

(二)横贯东西道路

除贯穿南北的道路外，冀中南地区亦有横跨东西的道路与之相连，而东西向的通路，其最主要的障碍便是太行山的阻断。战国以来，人们已经逐渐开辟出了几条横跨太行山的交通要道，与南北向的‘邯郸广阳道’相交，共同构成‘载从载横’的交通格局。贯穿东西的交通干线，主要是以滏口陉、井陉而出的两条道路。

首先是过井陉的东西通路。井陉位于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区。秦时，井陉县属恒山郡。井陉位于河北平原中部，北可控幽燕，南经“邯郸广阳道”可达邯郸，井陉又是向西前往山西高原的必经之路。先秦时期，由井陉所沿而出的东西交通道路既扼赵国南北交互之处，又为赵与秦、齐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交流的纽带，战略地位尤其重要。此条道路开通于赵武灵王时期，根据《赵国史稿》中的考证：“此条道路西出井陉之后经过赵国旧都晋阳(今山西太原)、离石(今山西离石)、蔺(今山西离石西)，东段则出井陉后经石邑(今河北获鹿东南)、鲜虞城、肥累再到达昔阳城，由昔阳城在到达扶柳(今河北冀县西)然后至高唐与邯郸至临淄的大道汇合。”史载秦始皇十八年(前年)王翦将兵自上地下井陉应该就是走的由上地至晋阳再至井陉这一道路。

其次是过滏口陉的东西通路。此条道路的西部，从并州太原经上党进入壶关，通过滏口陉东出太行山。过滏口陉向东通过太行山的交通道路可以从相关战争中的记载大致推测出来：

第一条为自滏口向东与邺城相连，构成邺城西出的重要通道，此条道路可能在战国时期就已开通“秦拔我阏与、邺，取九城。”，可推测阙与通往邺城的道路应为经滏口陉穿越太行山，东汉末年曹操与袁尚交战时袁尚亦走过此条道路，曹操在围攻邺城时，袁尚领兵从西面来救，行军至离邺城十七里的平阳亭驻扎以观军情。阳平亭，顾祖禹认为即为平阳城附近，《读史方舆纪要》载平阳城位于临漳县西二十五里，《括地志》记载临漳县西有平阳故城，袁尚临滏水屯兵，滏水正从邺城西北流经。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在增援邺城之前袁尚应与袁谭战于平原，曹操所说的“大道”应指袁尚援救邺城时自平原从东向西，或绕行邯郸从北向南行军的道路，由此可知从滏口陉通往邺城的道路还相对狭窄。此条道路到达邺城后与南北向的主干道相交。在此之前曹操在进攻袁谭、袁尚联军时，追至邺，收其麦，攻破阴安之后才率军返回许昌。由此可知此条道路自邺城向东南通到了阴安，袁尚在其后出兵平原亦可能从邺城经阴安至平原。

第二条为自滏口向东北方向的道路，此条道路从滏口东出经武安连接至邯郸，战国时期赵将赵奢营救阙与所走应为此路，到东汉末年曹操进攻邺城之时“武安长尹楷屯毛城，通上党粮道”。曹操令曹洪继续进攻邺城，自己率兵攻打驻守毛城的尹楷。可知到东汉末年此条道路仍然畅通。而此路在抵达邯郸之后，向东经过东阿，最终可以通到齐国的都城临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