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梁政权的内在统治方针边疆地区多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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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经营天下三十余载，终究逃不过河东集团这一梦魇。设想之，倘使幽沧之役不为克用掣肘而河北全服，转马挥鞭，则河东、凤翔、淮南无不束手。当丁道隐举潞州而降，失阻沙陀南下之塞，梁王遽烧营返汴，旋革唐命。

自此，幽、晋虽交战不休，然仍遗一强大势力于中原之北。全忠损兵失地后，仅龟缩于河中、宣义、天平一线以南之基盘，苦心觅一契机挥戈北上。在此之前，须稳固对基本地区内的控制，遂有威权政治矣。

所谓威权政治，盖指梁祖紧紧依托于威武型手段保证中央统一政令于核心地区的施行。自全忠入主汴州以来，其羽翼渐丰、辖区愈广，具体则有直辖四镇、元从性藩镇、附镇三种类型。

唐灭梁兴过程中，朱氏渐渐明晰一套机制，即以四镇为基本盘、以元从藩镇为拱卫及外延跳板、以附镇为补充及牵扯力量的权力构造格局。至此，四镇及元从藩镇所列之河南道地区即为后梁政权之内在，而如河北之附属藩镇则归入王朝外缘范畴。以下，将通过财赋、征战等方面具体辨析内外之别。

一、财赋方面

先来看直辖藩镇及元从藩镇的情况。昭宗大顺元年六月，唐廷以全忠兼领宣义，然朱氏为战事分心而“乃辞宣义，请以胡真为节度使，从之”，但其与本人兼之无异，“然兵赋出入，皆制于全忠，一如巡属”。之后，汴帅又陆续兼有天平、河中二镇，以四镇为基本而外扩的雏形始现。从地图上看，四镇或为富庶之所，或为战略要地，基本上构架起了一道抵挡北部冲力、拱卫南方内核的守备线，其中当有全忠的特殊考虑所在。

这种背景下，其间财富乃为不得不重视的部分——既能避免藩镇财力剧增带来的离心危机，亦可增加整个集团的经济实力，辅以唐室衰弱之机，四镇之户口、财赋甚或政令几为全忠牢牢操控，由此形成军事与财力并行而增的态势。

《册府元龟》有言云：“梁太祖开平三年，制：断曹州煎小盐粜货”。黄巢乱后，唐廷政令己不行于曹郓之地，其财赋当落入朱瑄之手。全忠兼领天平镇后，或继续收其属内小型产铺之盐利，至开平三年始停，庶几可为朱氏严格控制四镇之地的财政提供证明。凭此一例，四镇为汴州集团之财富基盘的事实大略明晰可见。此外，作为榷盐重地的河中镇在为全忠所领后，盐利应当亦受到控制。

至于中涓或黄巢降将统领之元从藩镇，却有一些痕迹可资分析。后梁王朝甫立，河中镇改由全忠养子友谦节度，此时的“四镇”之一被推测换成了徐州武宁军。梁末帝上台后，财政局势愈趋紧张，统治集团思以别途贴补，史载：“末帝龙德初，盐铁转运使敬翔奏：请于雍州、河阳、徐州三处，重置场院税茶。从之”。

此处既有直辖藩镇又有元从性藩镇，表明后梁政权末期以河南道为中心的内环皆居于中央政府的统筹之下。而总揽之机构，应当由原监四镇财政的建昌院使（后改建昌宫使）转为租庸使。由分而治之向一元秩序的转轨意味着，地方藩镇的色彩己基本从王朝内缘褪去，其背后隐藏的是统治集团在武力之正统指引下逐渐变元从性藩镇为直属性辖区的努力。

综上所知，在朱梁集团变藩为国的过程中，以直辖藩镇及元从藩镇为代表的势力内环实际上扮演了其财力基盘的角色，惟两种类型分由建昌院使及各藩节帅统辖，至后梁政权建立后才逐渐衍变为一统之局。自全忠征战四方到苦心剔除后梁政权的方镇特性，以四镇之地为主体的藩镇财权始终牢牢攥在朱氏之手，这一点与以不时“贡献”为主要输财手段的王朝外围地区有着根本性差异。

二、军事层面

全忠起事之始，盖以中涓元从及宣武镇军为主要兵力，至其掠士于邻道、收黄巢余将，势遂大振。然当蔡州肆虐，仍需求助于沙陀人，足证一镇实力之缺憾。前文已述及，全忠以汴州之富稔与河南道东部暗藏之反抗情绪而四向扩张，陆续灭秦贼、平兖郓、收河中，成其为北中国最强力之巨藩。当全忠兼领四镇而后，遂以其众为主，辅以元从将士、附镇之人，执辔而出，征关中、讨河东、声震河朔。

昭宗天复元年，全忠欲西迎天子于凤翔，与茂贞挟唐帝以令诸侯之意愿相及格，一场大战势不可免。十月戊戌，“全忠引四镇之师七万赴河中”，当此决定汴、岐二镇命运之关头以四镇联军为主力，说明这是全忠赖以征战的主要力量。至天复三年东征淄青之时，全忠又“引四镇之兵征王师范”，进一步证实四镇在全忠心中的超然地位。

哀帝天祐三年春，魏博罗绍威请诛本藩牙军，全忠许之，“以四镇之师七万，会河北诸军，屯于深州乐城”，与上述二例不同之处在于，此一事略中竟囊括了附镇之军，这大概是地区相近而不得不从之故所致。由以上所引可知，每逢大型战事，全忠往往以四镇之师为主力，足以证明其是朱梁集团的核心军队。然而自此而外，被分派至各镇的强力战将亦在征战四方的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昭宗乾宁四年，汴州与淮南矛盾渐深，九月，“朱全忠既得兖、郓，甲兵益盛，乃大举击杨行密”，开启讨伐杨行密的战争。此一事略前后，天平节帅尚未从周而河中未服，全忠只是“自将屯宿州”由庞、葛二将分领本军进兵。由此可见，在四镇之师成为绝对主力之前，元从性藩镇所拥军队应是腹心之众，其统御之帅亦是中涓而非全忠本人。

至天复元年三月征河东时，甚至又有附镇军等外围势力，史云“遣氏叔琼等将兵五万攻李克用，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入自飞狐，权知晋州侯言以慈、隰、晋、绛兵入自阴地。叔琮入天井关，进军昂车”，此一役中除成德、魏博、义武军等武力中立型势力陆续出现外，甚至亦有新服之河中兵。

有学者提示，元从性藩镇（是时河中尚未为全忠所领）力量应是调集而附镇之兵为征召，其说颇妙。要之，在变藩为国的发展过程中，直辖、元从性藩镇之军力乃是全忠依赖的核心，至于外围之臣服型武人之参与，应当是武力胁迫下的无奈或表忠心驱使下的反常。上述所论情况，甚至在后梁政权建立后仍旧没有改变。

开平四年，梁祖征赵，王镕求救于晋，遂有德胜之战。翌年春正月，周德威、李嗣源率河东军大破梁人，史言其军队构成为“时魏、滑之兵陈于东，宋、汴之兵陈于西”，其中宣义、宣武二镇军为主力，庶几可见四镇之师为朱梁集团核心武力的格局顺延至后梁政权建立后。又如上文所论，值乾化二年梁祖北征之际，所依武力仍出自宣义、河阳、天平等原直辖及元从性藩镇。

众所周知，自开平初年至其末端，梁祖己渐渐卸下身兼四镇之职而改由养子及元从诸将统御，此举可视为帝王不再适合担任地方职位而换由心腹之人继续控制的转变，其中当不含有中央政府放松对王朝基本盘的监管力度。至末帝贞明二年二月征河东时，主力仍为元从藩镇而不见附镇的身影，史称“发河中、陕、同华诸镇兵合三万，出阴地关，奄至晋阳城下”，由此可见，即使是后梁政权末叶，其武力之基本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藩镇之军非但要频繁参与大型战争，亦要受到梁祖的强力控制。

要之，树立领袖魅力型权威实乃一地方集团向中央政权转轨必不可少的步奏，只是此处的“魅力”乃是强制性手段，防止普通士兵逃离军队以维持完整性及战斗力。以此牺牲士卒自由创造军事威武的手段，不出意外地只存在于以河南道为中心的内环地带，全忠构铸超然地位的努力亦被限制在泽潞一线以南而难以延伸至河北藩镇。后梁政权建立之后，梁祖仍保持自我对待核心地区的威权手段，如“功臣宿将往往以小过被诛，众心益惧”。

乾化二年二月，梁祖北征河北，史称其时态势云“帝发洛阳。从官以帝诛戮无常，多惮行，帝闻之，益怒。是日，至白马顿，赐从官食，多未至，遣骑趣之于路。左散骑常侍孙骘、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郎中张儁最后至，帝命扑杀之”，以小过而被诛杀的例子当不在少数，而梁祖以铁腕手段控制核心区的意愿也得以凸显。

由此，我们可为朱梁集团由地方藩镇到中央政府的衍变过程中对以四镇之地为核心的地区采取的严格控制方针命名，即建立在领袖超然权威基础之上、以强制性暴力手段为具体措施的威权政治。

总结

无论是起家时期抑或去藩镇化阶段，朱梁政权都保持了对四镇、元从藩镇的绝对控制，并由此为基础向外扩展。至于其能于上述地区维持统御能力的缘由，乃是前节所论之武力战胜所构筑的正统。

对于这一核心躯干，后梁不会允许任何违背中央政府意愿的行为出现，否则即出兵讨之。而面对中央权力触角极难伸展的外围地区——河北藩镇，威权政治从一开始就因合法性的缺乏失去了条件。只是之故，后梁朝廷必须寻找另一种统御方针以代替之，藉此维持王朝北部边地之内缘的安全，以免使其自由游弋于梁晋两大势力之间。